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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本观:范仲淹
作为北宋文学家的范仲淹,文名盖过政声,最为人知的作品是《岳阳楼记》,最为人知的名句是“先天下之忧而忧,后天下之乐而乐”。其实,他作为北宋政治家从政经验丰富,不仅留下名垂千古的卓越政绩且执政理念深湛。范仲淹的从政史,历经真、仁两朝,初于真,著于仁,前后37年。在《范仲淹全集》中,有几篇赋,如同阐述执政理念的理论专著。其中,《用天下心为心赋》尤为彰显。一个古人的胸襟,政治与民心,权力与百姓,竟然如此哲理深蕴,真谛明晰,可谓句句格言,字字珠玑。有些话是抽象的,具有指导性;有些话是具象的,具有操作性;有些话借鉴了历史的镜鉴;有些话充满了辩证的思考。以上四个层次,即使角度不同,从总体上都体现了民本精神,可视为古代版的群众路线。
先看第一层次。“达彼群情,侔天地之化育;洞夫民隐,配日月之照临”,“不以己欲为欲,而以众心为心”。极其精辟、极其凝练。这一思想特别是对“爱将众同,乐于人共”的强调,不仅体现了一贯的“先忧后乐”的奉献精神,其思想不也是一切顺应人民意志,一切服务人民利益,与人民休戚相关,与人民同甘共苦,与人民同其爱憎么!我认为,范仲淹的这些论述,较之《尚书》中的“民惟邦本,本固邦宁”,唐太宗的“水可载舟,亦可覆舟”,更接近我们今天的政治现实。从范仲淹的“视以四目,而明乎中外;听以四聪,而达乎远迩”,联想到《尚书·泰誓中》中的“天视自我民视,天听自我民听”,可见,在一些怀抱民本主义理念的古人看来,天意即民意。
次看第二层次。范仲淹的“政必顺民”“礼皆从俗”,“爱将众同,乐于人共”,是总的精神,总的追求,这些具有现代政治因子的思想如何贯彻呢?他从实践与操作层面提出了要求。一是“审民之好恶,察政之否臧”,这让人想起邓小平“人民拥护不拥护、人民赞成不赞成、人民高兴不高兴、人民答应不答应”这四条原则,而这被邓小平作为制定方针政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。在这一基础上,“有疾苦必为之去,有灾害必为之防”,才能真正赢得民众真诚的信任与拥护。二是“彼惧烦苛,我则崇简易之道;彼患穷夭,我则修富寿之方”。这里的“彼”指民众,“我”指官方。范仲淹将民众的不满与担忧分为两个方面,一为贫穷,一为苛政。而这与二战时美国总统罗斯福“免于匮乏”“免于恐惧”的两大自由仿佛有着相通之处。
再看第三层次。汉继秦政,唐承隋祚,其开国君主及其同僚们,都戒慎戒惧,十分注重吸取前朝败亡的历史教训。北宋政权较为特殊,宋太祖赵匡胤统一了四分五裂的烂摊子,但取得政权的方式却带有宫廷政变的性质。因此,范仲淹在谈到前代经验教训时,引证的例子比较遥远,“尧舜则舍己从人,同底与道;桀纣则以人从欲,自绝于天”。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,尧舜与桀纣是两极对立的文化符号,前者是圣君、爱民、善治的代表,后者是暴君、虐民、恶政的代表。范仲淹认为:前者的特征是“舍己从人”,即约束统治集团的欲望服从民众利益;后者的特征是“以人从欲”,即牺牲民众利益满足统治集团的欲望。而这正是范仲淹提供给我们的两面镜子。
最后看第四层次。在中国漫长的皇权社会中,“以一人治天下,以天下奉一人”,似乎天经地义,以致产生了流传千年的“普天之下,莫非王土;率土之滨,莫非王臣”的政治格言。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表明,从专制到民主,从人治到法治,是不可阻挡的世界潮流。范...